在17世纪，来到墨西哥的人们对不同种族的着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英国多明我会修士托马斯·盖奇在访问墨西哥城时，观察到人们普遍穿着彩色丝绸制作的服饰。他描述道，无论男女，服饰都非常夸张，大量使用丝绸。他注意到，即使是社会地位较低的个体，其服饰也常饰有贵金属和珠宝，且不少人都拥有一辆华美的马车。这种追求奢华的风气，甚至在黑人或混血儿中也不例外。
盖奇的记录不仅显示了丝绸在当时的流行程度，还揭示了它作为奢侈品在西班牙社会中的普及。无论是在男装还是女装中，丝绸时装都非常受欢迎，而且往往都配以贵金属和珠宝装饰。这种时尚也延伸到了马车的装饰。就像在中国一样，较低阶层也能接触到丝绸。
整个行程中，盖奇对墨西哥城的时尚中心地位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这座城市不仅成为了时尚的中心，而且一直保持了这个地位。另一位西班牙人阿特米奥·德·瓦勒-阿里斯佩记录了18世纪的墨西哥城，当时普通人穿着丝绸或印花布制作的服饰，上面装饰着金银条带。
欧洲和亚洲的纺织品在美洲都非常受欢迎，盖奇还观察到，当时人们穿着由荷兰或中国亚麻布制成的套袖，上面绣有彩色绸缎。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贸易路线连接了墨西哥，使得美洲人有机会接触到来自西班牙和瓦哈卡的丝绸。当时人们的遗嘱显示，中国丝绸在家庭中很受欢迎。
追求异国情调在整个西班牙帝国都很常见，马尼拉因为地理位置靠近中国，因此这种情况也在马尼拉普遍存在。学者阿尔赞斯·德·奥尔赛·维拉记载，马尼拉流行商品包括来自亚洲各地的各种商品，包括香料、宝石和丝绸。中国丝绸和其他商品在马尼拉得到了广泛的交易，这甚至成为了马尼拉存在的理由。这种时尚一旦传到美洲，就影响了墨西哥和秘鲁。
穿戴亚洲和欧洲丝绸的现象，不仅代表了个人的奢华生活，也是人们对身份认同的追求。正如历史学家马修·托马斯所说，西班牙人、克里奥尔人、非洲人或美洲原住民男女穿戴中国丝绸，参与到了近代世界经济的大扩张中。艺术史学家丹尼斯·卡尔指出，亚洲和其他国家的装饰品，使美洲人民超越了殖民地公民的地位，直接展示了自己的贸易能力与商业信誉。他们对时尚的展示，既是对奢侈品的欣赏，也是对外国商品流通的渴望。
亚洲花卉纹样的流行，可能也是由于这些纹样代表了异国情调，反映了人们对偏远地区的认知。中国和美洲的匠人，以及构建中国、美洲大陆纽带的商人、水手与海运专员，都在亚洲花卉纹样的传播中贡献了力量。
亚洲移民和亚洲工匠在墨西哥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。例如，“中国姑娘”与当地人共同设计并推广了新款的丝绸服饰，这种服饰最终成为了墨西哥民族身份的象征。还有观点认为，“中国姑娘”可能来自莫卧儿帝国，也可能是从菲律宾被海盗带到墨西哥。无论是哪种情况，都说明亚洲移民和工匠为墨西哥时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。
胭脂虫染料和丝绸贸易都反映了殖民扩张的影响。这些染料和丝绸不仅为西班牙带来了利润，也推动了当地纺织技术的改进。二手服装贸易也繁荣起来，促进了纺织技术的改进和商贸体系的完善。而女工在纺织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，不仅推动了消费市场的扩大，也提高了她们的经济地位。
红色在西班牙王室中享有特殊地位，最初只有王室和教会可以使用红色。在美洲，红色染料是由胭脂虫制成的，这种染料在原住民社区中也非常受欢迎。胭脂虫的养殖和染料制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致的照料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瓦哈卡地区成为了胭脂虫养殖的中心。
胭脂虫染料不仅为西班牙人带来了财富，也加强了美洲对欧洲丝绸时尚的贡献。这种昂贵的染料，使得西班牙人在很长时间内都保持着对胭脂虫秘密的控制，甚至限制了有关其养殖方法的信息传播。这种控制确保了西班牙对鲜艳染料生产的垄断，使这种红色更加神秘且受到追捧。
